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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唐大事记

发布:2012-3-28 10:32:08  来源:转载  浏览次  编辑:佚名
   高唐县位于山东省西北部,东靠津浦铁路与禹城、齐河县为邻,西与临清市、夏津县接壤,南连茌平县境,北接平原县界,面积948.86平方公里。境内地势平缓、土地肥沃,东部有徒骇河、西部有马颊河经向贯穿县境,传统农业发达,物产丰富,尤以盛产棉花闻名全省,“货以木棉、甲于齐鲁”,素有“金高唐”之称。

    高唐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高唐人民为了抵御外敌入侵,反抗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在中国近代史上,高唐又成为一座反清斗争的名城。1854年,太平天国将领李开芳北伐失利,退守高唐,在高唐人民的支援下,与清军激战经年,沉重打击了清军的气焰。此后,高唐又是义和团运动初期的活动区域,高唐人民在朱红灯的率领下,烧教堂、逐洋人、灭洋教,开展了轰轰烈烈地反帝爱国运动。这些斗争,集中反映了高唐人民的爱国热情和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地上诞生之后,高唐作为山东境内建党较早的县份之一,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新篇章。

(一)

    谷官屯人金谷兰在山东省立第三师范读书时,就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6年秋,共产党员、平原县职业小学教师杨笙甫(其岳父杜友芬,系高唐南街人,教育界名流)借探亲之机,来高唐开展党的工作,结识并介绍金谷兰入党,金谷兰成为高唐最早的共产党员。

    1927年,金谷兰受中共鲁北地委的指示,以家乡谷官屯为中心,从事革命活动,他打入到活动在城北一带的封建迷信组织——“红门”中,对农民进行教育,启发其阶级觉悟,将“红门”改造成党领导下的一支“红团”武装。与此同时,金谷兰还积极发展党员,先后发展教师杨厚基、徐心斋和青年农民李玉红、田益三等人入党。
此时期,党的出现,红团武装的建立,使陷于水火之中的高唐人民看到了希望,并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高唐党组织的建立及武装斗争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二)

    大革命失败后,党从反革命的屠刀下认识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党的“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的路线,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号召革命人民继续斗争。1927年秋,中共高唐党支部建立,金谷兰任书记,田益三、李玉红任委员。党支部建立后,大力发展农民武装,红团迅速发展到近1000人,区域扩展到城北25个村庄。


    中共山东省委非常重视高唐这支农民武装。为加强领导,1928年初,派省委委员李春荣来高唐指导工作。同年2月,在谷官屯召开了中共鲁北县委(由鲁北地委改组)第二次代表大会。李春荣传达了省委关于发动农民斗争问题的通告,并指出鲁北今后的工作方针是:进一步开展宣传工作,组织农民进行武装斗争。会议明确提出“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打倒新旧军阀”、“平均地权”等政治主张。此后,红团即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虎除霸”运动。镇压了罪大恶极的地主土匪李洪楼和惯匪郭景芳、张麻来,并收缴了他们的枪支,没收其部分住宅作为团局驻地;打击了高唐城北苦水李庄的大地主李干臣和高唐商会会长姚定汉,枪挑了五个盘剥盐民的盐巡。这一系列斗争,震动了高唐全境,也影响了山东各地,时济南、平津等地的报纸,都刊载了“鲁北共产党魁金谷兰聚众杀人”的消息。高唐的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


    1928年4月,国民党北伐军到达泰安、长清一带,张宗昌在山东的反动统治即将土崩瓦解。中共山东省委第三次执委会后,鲁北县委决定利用张宗昌撤离山东、蒋介石的北伐军未到来的有利时机,组织高唐红团举行 总暴动,建立谷官屯苏维埃。暴动前夕,省委派于赞之来高唐传达省委关于暴动的指示,并主持将鲁北县委改组为鲁北特委。李春荣任书记,李宗鲁、于赞之、金谷兰、张干民任委员,特委机关设在谷官屯,同时,红团设立总局,辖两个团。高唐红团为第一团,团长金谷兰,副团长姜占甲、靳光荣,将二十五个村的红团团员编为7个大队,每个大队下辖5个小队。平原红团为第二团,团长郑春荣,副团长徐传孟。计划高唐七个大队的团员到谷宫屯集结,先打大土匪李采题的老巢——打渔李庄,再去占领高唐县城。暴动时,平原红团为予备队,配合行动。


    正当红团准备暴动之时,由于计划为敌侦知,5月4日拂晓,高唐奉军政府纠集城西北豪绅武装,包围了暴动地点谷官屯。特委书记李春荣,团长金谷兰率领红团团员分头应变,激战三小时,终因敌我悬殊,加之准备不足,仓促应战,特委书记李春荣,红团副团长姜占甲等12人英勇牺牲,特委、总局机关遭到破坏,暴动因失去指挥而失败。随后,国民党北伐军占领了高唐,国民党政府勾结地主豪绅,大肆搜捕共产党人,镇压农民运动。9月28日,金谷兰在城西袁庄组织二次暴动时,为反动地主告密,被捕入狱,是日,中共山东省委鲁西巡视员郭庆江,到高唐传送文件,被同时逮捕,其他党员也被迫离乡出走,此后,高唐党的活动转入低潮。


    谷官屯暴动虽然失败了,但这一壮举,唤醒了民众,点燃了高唐革命斗争的烽火,为抗日战争播撒了火种。
1935年8月1日,金谷兰刑满出狱,先后在济南、金乡等地以修理自行车、当小学教员为掩护,寻找接洽党的关系,开展救亡图存工作。自此,高唐党恢复活动。1937年5月,申云浦受中共鲁西特委派遣,来鲁西北一带,开展党的工作,在高唐县城遇到聊城三师入党、已失掉关系的老同学赵英斋(肥城人,时任高唐乡农学校教员),为其恢复了党的关系,随后建立了中共高(唐)、清(平),博(平)支部,申云浦任书记,赵英斋、黑伯理任委员。高清博支部建立后,主要开展了组织发展工作。


(三)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抗战爆发。申云浦奉鲁西特委指示,赴阳谷活动,赵英斋也回家乡肥城抗日,高清博支部解散。此时,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余心清、张友渔、黄松龄等人应韩复榘所聘,在济南开办了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金谷兰闻讯赴济参加,学习结束后,奉地下党的指示,回高唐从事抗日发动工作。组建了冀鲁边游击第四大队(后改第七大队)。10月中旬,日军进犯高唐,国民党山东第四区(辖临清、高唐、夏津、馆陶、丘县、恩县、平原、武城、清平、禹城县)督察专员赵仁泉及高唐县长谢锡文率部南逃,金谷兰率领游击大队并联合吴子杰等地方民团,在城北崔庄一带英勇抗敌,重挫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县城失陷后,游击大队转移到城西三十里铺一带活动,遭到反动会道门“玄门会”暴徒的袭击,五名队员牺牲,部分队员失散。游击大队重新集结后,编入范筑先将军领导的抗日游击第一大队(后改编为十支队)。金谷兰奉党的指示,离开部队,赴清平金郝庄一带开展统战工作。同年冬,为开辟高唐的抗日局面,范筑先委任周子明为高唐县长,派其率政府机关人员及抗日独立营到高唐活动,由于高唐日军势力较强,抗日工作难以开展,至年底,周子明等政府人员撤出高唐,只留独立营在高唐坚持抗日斗争。1938年2月5日,金谷兰在清平金郝庄被暴徒暗杀。高唐党的活动受到挫折。

    1938年6月,高唐党组织再度恢复活动。在东北军从事兵运工作的共产党员韩宁夫回到高唐,以家乡韩庄为中心,发展党员,筹建党的组织。同年秋,中共高唐县工委成立,韩宁夫任书记。工委成立后,领导高唐人民坚持敌后抗战。 同年冬,中共鲁西三地委(领导高唐、恩县、夏津、武城、平原县)决定,撤销高唐县工委,建立高(唐)、平(原)、禹 (城)边委,高俊岳任书记,房子强任组织部长,韩哲一任宣传部长,以开辟鲁西北一带的工作。1939年初,陈赓率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及青纵三团夜袭高唐,给日伪军以严重打击。同年6月,高、平、 禹边委撤销,高唐县委建立,庞钧任书记,李曰坦任组织部长,邹荣臻任宣传部长。在县委的领导下,抗日斗争日趋活跃。秋,中共鲁西三地委率武装三大队来到高平边界一带活动,开辟了高平夏恩禹边抗日游击根据地,进一步促进了高唐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党组织迅速壮大。至1940年春,高唐一、二、四、五、六、七区相继建立了区委,六、七区建立了抗日区政府。党员发展到近400人。

    1940年,高唐国民党势力受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影响日趋反动,由消极抗日走向“曲线救国”,逐步把枪口对准了共产党。面对这种严峻形势,鲁西三地委在执行孤立打击顽固势力,团结争取进步力量的统战政策上出现了失误,命令三大队不适当地打了与我联系尚好,又与日军严重对立的杂团武装刘化溥,导致了鲁西北一带国民党顽军的联合,同年5月,高唐、平原、夏津、禹城等县的顽军武装3000余人,向我抗日游击根据地发动进攻,鲁西三地委率武装突 围,撤离高、平、夏、恩、禹边游击根据地。此后,日伪顽相互勾结,沆瀣一气,摧残进步势力,捕杀共产党员,对高唐实行白色恐怖。县委组织部长孙梅峰、宣传部长朱廷栋、县委委员焦树元先后被敌杀害。高唐形势急剧恶化。在敌强我弱、环境险恶的情况下,高唐县委积极贯彻上级关于敌占区“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及时组织全县党员转入地下,广泛建立统一战线,选派30余名党员打入敌人内部,继续开展对敌斗争。

    1941年2月,由于斗争形势的需要,高唐划归冀南区运东地委(领导高唐、恩县、夏津、武城、平原、清河、德县。1942年德县划属冀鲁边二地委,1943年禹城划属冀鲁豫四地委)领导,同时,为便于开展地下活动,根据上级指示,高唐分建唐南、唐北两个县委。同年秋,冀南区党委武装部长李力率领冀南军区骑兵团、十九团一个营东渡运河开辟根据地。部队进入高唐县境后,在高唐党组织的密切配合下,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猖狂气焰,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鼓舞了高唐人民的抗敌斗志。部队在高唐一带转战月余后撤回运西。

    1943年,抗日战争正处于艰难的时刻,我冀南区党委及军区为了贯彻“敌进我进”的战略方针,变敌占区为游击区,变游击区为根据地,再次组织武装,以武工队形式开辟运东根据地。武工队进入运东后,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稳扎稳打,逐步扩展,很快在高恩夏平边境打开局面,开辟的地区迅速扩大。在冀南武装的大力支援下,高唐党组织领导全县共产党员、进步力量,积极进行隐蔽斗争,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党组织进一步壮大。高唐一、二、四、五、六区都建立了区委,党员也发展到400余人。此时,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唐南、唐北县委合并,重组高唐县委,统 一领导高唐的工作,高唐党组织背靠根据地,大力发展革命力量,并组织抗日武装,在六区一带,成立了以王光照为队长、王一青为副队长的高唐六中队,利用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开展斗争;在三区一带,也建立了由区长董之远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北靠茌北根据地,在徒骇河东岸开辟了一块拥有十几个村的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斗争, 抗日形势日趋好转。1944年5月,为迎接抗日大反攻的到来,解金声等县委干部赴晋冀鲁豫中央局(辖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四个区党委)党校学习,因干部力量不足,高唐、平原县委合并,组建了高平县委。此时,运东地委并入冀南六地委。高唐也随之易属。党组织和武装力量的进一步壮大、统战工作的有力加强、根据地的日益扩大、抗日形势的迅猛发展,预示着抗战胜利的曙光已经到来。

    1945年8月,全县人民经过八年的艰苦斗争,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高唐党组织通过领导全县人民进行八年抗战,发展了党的力量,壮大了革命武装,培养了一批革命干部,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这一切都为抗战胜利后高唐的迅速解放准备了条件。

(四)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高唐的争夺,固民党山东第六专区督察专员王金祥插手高唐,收编了四区伪军庞长申部,盘踞在高夏边境的国民党军张栋臣乘隙进占了高唐县城。在县境东部,国民党高唐县长邓协忱也加紧扩充实力,意欲控制高唐的局势。为了开辟高唐的工作,我冀南部队奉命迅速东进,1945年9月7日,解放高唐县城。同时,经区划调整,新成立的中共冀南二地委根据这一形势,迅即做出决定,撤销高平县委,重组高唐县委。同时,组建了高唐县民主政府及县区抗联等群众组织。1946年,冀南军区独立四旅,渤海军区特一、特二团,冀鲁豫一分区二团等部队集结高唐,迅速围歼了盘踞在徐官屯、杨官屯、朱双槐庄据点之敌,解放了高唐全境。在开展清匪反霸、恢复发展生产、医治战争创伤的同时,高唐党组织领导全县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废除了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土地制度,使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全县人民满怀翻身喜悦,为保卫胜利果实,积极响应党提出的“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自卫战争胜利”的号召,担负了参军参战,踊跃支前的繁重任务。据统计,解放战争时期,全县3500余名青年农民踊跃参军;出动支前民工6200余人次;担架1100余付。 此外,高唐人民还努力生产、节衣缩食,从物力、财力上大力支前,全县共捐献现金500多万元(冀钞);做军鞋10000余双;织军布4000余尺;还捐献烟丝、烟袋、手套、毛巾、慰问袋等大宗物资。1947年初,为了大力支援自卫战争,县大队升编入十四纵队南下参战, 同年秋,县长解金声带领40余名党政干部随军赴桐柏山地区开辟工作。

    1948年,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为了纯洁党的组织,整顿党的作风,进一步提高党的战斗力,高唐县、区、村三级党组织相继进行了整党。通过整党建党,加强了思想、作风、组织建设,密切了党群关系,并吸收了一大批先进分子入党。从而,使党组织进一步壮大,各级政权进一步巩固,至建国前夕,全县已建立区委并区政权10个,村支部并村政权412个,已发展党员4500余人。

    1949年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反动统治已面临土崩瓦解的绝境,为了迎接解放战争的胜利,县委书记卢青云等71名党政干部随四野渡江南下,至湖南省桃源县接管新区,同时,县抗联主任张光赤等10余名干部随冀南区党委编队,北上平津工作。同年8月,平原省建立,经过区划调整,高唐划属平原省聊城专署领导。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高唐党组织在领导全县人民进行反特、土改、生产、支前的斗争中,迎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五)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的篇章。从此,中国共产党以执政党的地位,担负起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新生活的重任。在党的领导下,中共高唐县委带领全县人民阔步迈向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征途。


    建国初期,高唐人民面临着复杂形势和严重困难。经济落后,工业基础极其薄弱,人民生活十分贫困。同时,反革命残余势力不甘心灭亡,伺机进行破坏和捣乱。因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改变一穷 二白的面貌,坚持开展对敌斗争,巩固人民政权,成为中共高唐县委最紧迫的任务。
 

    1949年11月,中共高唐县第二次党代表会议和县各界人民代表第一届第一次会议相继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今冬明春工作决议草案》,提出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建立区、村供销合作社,并结合建党建政,结束土改遗留问题等一系列民主改革的重要任务。此后,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在县委的领导下,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在努力发展互助合作的同时,迅速完成了土改工作,从而彻底废除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1950年5月,中共高唐县第三次党代表会议确立了“安定社会秩序,团结各界人民,全力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工作方针。随后,按照这一方针,县委、县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取缔了反动组织“一贯道”。并按着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领导全县人民先后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和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与此同时,县委、县政府响应毛泽东主席“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号召,深入贯彻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并结合高唐的实际,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安定了社会秩序。抗美援朝运动极大地激发了高唐人民的爱国热情,全县人民纷纷捐粮捐款,广大青年踊跃报名参军,有力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和各项社会改革的开展。整风运动纯洁了党的组织,改进了党的作风,加强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从而为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做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1951年, 高唐遭受暴雨袭击, 灾情严重。县委、县政府领导全县人民积极进行抗涝救灾, 在号召群众开展生产自救的同时, 大力发放赈灾粮款,帮助群众渡过难关,进而领导全县人民开展了抗灾夺丰收的爱国丰产运动。
 

    同年12月至1952年,高唐县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全县开展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和“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三反”、“五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在教育干部、挽救犯错误的同志、挽回国家经济损失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同时也为“三大改造”和向社会主义过渡铺平了道路。


    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高唐党组织更加坚强,人民政权进一步巩固,全县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有了明显改善。各行各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1953年, 全国人民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引下,进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期间,高唐县委立足本县实际,于是年大力开展了农村整党工作,并结合整党,初步贯彻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开始实行粮油物资统购统销。与此同时,在全县干部中开展了“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新三反”运动。
 

    1954年, 高唐县委在深入贯彻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过程中, 按照“办好合作社, 带动互助组, 团结单个农民”的精神, 认真执行“积极领导, 逐级试办, 有控制地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办社方针, 加强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党员队伍建设和党组织建设, 至年底, 大部分农业生产合作社均建立了党支部或党小组,由此进一步推进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健康发展。
 

    1955年是高唐县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全面开展的一年。从2月份开始,县委着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公私合营改造,并且把企业改造与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相应地进行了人事安排。是年5月,按照地委的指示,全县642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分两批先后进行了整顿,及时地解决了社内在生产、财务、组织、领导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刹住了部分社员闹社、退社歪风。同年10月,按照毛泽东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精神,全县掀起了空前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农业生产合作社迅猛发展。伴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相继形成高潮。至1956年上半年,全县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过合并升级,转建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16处,入社农户达到78439户, 占全县总农户的99.6%;手工业者入社率已达80%以上;大部分私营商业则采取了“敲锣打鼓一步登天”的方式,直接过渡到供销合作社。至此,高唐县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
 

    在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中共高唐县委根据上级的统一部署,先后在党内外干部中全面进行了审干运动;在党政机关和工厂、学校等企事业单位,深入开展了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在全县开展了第二次镇压反革命运动。通过这几次运动,清除了一批反革命分子,纯洁了革命队伍,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提前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贯彻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高唐历史上的一场伟大变革。经过这一变革,高唐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剥削制度,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力进行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后期,党内干部中也滋长了急于求成的思想,工作中造成了生产关系改变过快、经济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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